左君未生与余未相见,而其精神、志趋、形貌、辞气,早熟悉于刘北固、古塘及宋潜虚,既定交,潜虚、北固各分散。余在京师、及归故乡,惟与未生游处为长久。北固客死江夏,余每戒潜虚:当弃声利,与未生归老浮山。而潜虚不能用。余甚恨之。
辛卯之秋,未生自燕南附漕船东下,至淮阴,始知《南山集》祸作,而余已北发。居常自怼曰:“亡者则已矣,其存者,遂相望而永隔乎!”己亥四月,余将赴塞上,而未生至自桐,沈阳范恒庵高其义,为言于驸马孙公,俾偕行以就余。既至上营,八日而孙死,祁君学圃馆焉。每薄暮,公事毕,辄与未生执手溪梁间,因念此地出塞门二百里,自今上北巡建行宫始二十年,前此盖人迹所罕至也。余生长东南,及暮齿,而每岁至此涉三时,其山川物色,久与吾精神相凭依,异矣。而未生复与余数晨夕于此,尤异矣。盖天假之缘,使余与未生为数月之聚;而孙之死,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归也。
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,亦未有聚而不散者。然常观子美之诗,及退之、永叔之文,一时所与游好,其入之精神;志趋、形貌、辞气若近在耳目间,是其人未尝亡而其交亦未尝散也。余衰病多事,不可自敦率,未生归与古塘各修行著书,以自见于后世,则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赖矣,又何必以别离为戚戚哉!
译文
左未生君,我最早没有与他见过面,但他的思想志向和爱好兴趣、身材长相和言谈风度,我早已从刘北固、刘古塘和宋潜虚那里得到充分的了解。我和未生见面结下友谊后,潜虚、北固各自分散在外地,我在京城。等到回桐城,我独独和未生交游相处了很长时间。北固客游在外,死于武昌。因此我经常劝戒潜虚,应该抛弃名誉功利,和未生一起回浮山养老,但潜虚不接受我的规劝。我对此非常遗憾。
辛卯年秋天,左未生从燕山南方搭乘漕运的船向东,到淮河的南边,才知道《南山集》案发生了,我受牵连向北进发,平时自己怨恨说:“死了就死了,难道活着的就要互相对望永远分开么?”己亥年四月,我将去往塞上,而左未
此文作于康熙五十八年(1719年),当时方苞刚经历了“《南山集》案”之祸,几至于杀身。虽得大赦,但惊魂甫定。出狱之后,虽供职于南书房,做了康熙帝的词臣,却没有人身自由,其家属族人也被强令入京,编入汉军旗下,自己也不得回乡,内心非常苦闷。康熙五十八年,他随皇族出塞外至热河行宫时,友人左未生从江南赶来陪他同行,不辞塞外风沙酷暑、气候恶劣,和他朝夕相处了三个月才打算返回。为朋友送行,方苞创作了这篇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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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未生是左光斗之孙,和方苞既是同乡,又是挚友,而且方苞对左光斗的高风亮节历来又十分钦佩。这种关系,决定了这篇赠序既区别于一般的赠送朋友或晚辈(如冯文子)的文章,也区别于赠送亲旧(如吴一平)的文章。中间既有情同亲旧的眷恋,又有语重心长的关切,而内心的痛苦与怨恨又不能表现得太直率。作者从交往落笔取一种极其平静的口吻叙事,而将內在的丰富情感深深地寄寓于行文之中。
文章分三部分叙述,第一段叙订交之始是由刘氏兄弟及宋潜虚的介绍,虽未谋面,对对方的精神志趣、形貌辞气却早已有了详尽的了解。定交之后友朋四散,独与未生游处为久长。其后,刘北固客死他乡,宋潜虚又奔走于声利,自己也漂泊在外
天下事有难易乎?为之,则难者亦易矣;不为,则易者亦难矣。人之为学有难易乎?学之,则难者亦易矣;不学,则易者亦难矣。
吾资之昏,不逮人也,吾材之庸,不逮人也;旦旦而学之,久而不怠焉,迄乎成,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。吾资之聪,倍人也,吾材之敏,倍人也;屏弃而不用,其与昏与庸无以异也。圣人之道,卒于鲁也传之。然则昏庸聪敏之用,岂有常哉?
蜀之鄙有二僧:其一贫,其一富。贫者语于富者曰:“吾欲之南海,何如?”富者曰:“子何恃而往?”曰:“吾一瓶一钵足矣。”富者曰:“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,犹未能也。子何恃而往!”越明年,贫者自南海还,以告富者,富者有惭色。西蜀之去南海,不知几千里也,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。人之立志,顾不如蜀鄙之僧哉?
是故聪与敏,可恃而不可恃也;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,自败者也。昏与庸,可限而不可限也;不自限其昏与庸,而力学不倦者,自力者也。